索羅斯時刻這個概念來自投資，意思是一個大的趨勢即將發生的關鍵點，類似于雷軍所說的“當風來的時候，連豬都會飛起來”。投資大師索羅斯是把握趨勢的絕頂高手。他的投資理念來源于證偽主義，他認為所有的經濟學都是錯誤的，人的認知總是片面的。

在這個基礎上，索羅斯提出了投資的反身性原理，即事物的基本面影響人的認知，而人的認知又反過來可以影響事物的基本面。因此，趨勢一旦建立起來，就會自我加強，基本面和認知互相疊加增強，使得行業的成長空間和長期價值完成被打開，出現重大投資機會，這就是索羅斯時刻。

生物醫藥的基本面主要由政策和技術雙輪驅動。醫藥是一個高度監管的行業，政策的影響最為直接，包括審評、監管和保險報銷等。然而各個國家的醫藥政策都是適時調整的，中國處于改革期，表現尤為明顯。

另外，人體生物無比復雜，我們對生命科技的認知也總是片面的。從這個角度上看，生物醫藥雖然大勢向好，但細分到具體子行業，某個公司或技術都有其自身的、或漲或跌的素羅斯時刻。需要記住的是，不要和趨勢對抗，順勢而為才能大漲。下面主要從政策和科技出發，盤點中國生物醫藥的一些“索羅斯時刻”。

醫藥政策

宏觀上，疫情之后各國政府必將大力建設公共衛生體系，更加重視生命科技，長期支持生物醫藥行業的發展。2020年，中國繼續穩步推進有利于創新的藥政改革：

1）優先審評成為常態；

2）有條件上市的范圍擴大；

3）突破性療法的通道開通；

4）設立審評地域分中心。

10月份，中國正式通過生物安全法，行業比較關注的遺傳資源的管制更加規范。另外，臨床申報擁擠，新技術監管政策不明確，以及臨床資源短缺等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新藥研發的效率。

令人高興的是，政府也已注意到這些制約因素。12月30日北京市發布《加快科技創新發展醫藥健康產業的指導意見》，提出倫理和遺傳辦審批平行進行，旨在提高臨床研究的效率。

相對于監管政策，新一輪醫保談判更受關注，可以說是倒逼中國藥企創新轉型的一個“索羅斯時刻”。國產PD-1單抗全部進入醫保，代價是年費用降到5萬左右。醫療器械也沒能幸免，心臟支架從1.3萬降到700元每支。這些舉措無疑讓廣大患者得到了實惠。

然而，這也告訴我們一個事實：中國新藥如果沒有門檻和差異化，產品必然同質化。即使是PD-1這樣的革命性藥物，當前形勢下其商業屬性與仿制藥并無二致。跟隨創新的商業邏輯還是速度制勝和渠道為王，有利于傳統藥企和發展壯大的明星公司。生物科技公司，特別是初創公司轉向風險更大的、具有全球價值的原創或者差異化產品勢在必行。

生物科技

FDA今年批準53個新藥，其中小分子38個，占到72%，仍是最主要的藥物形式。在新批準的藥物中，EZH2抑制劑tazemetostat是表觀遺傳領域繼HDACi后的重要進展。阿片受體偏向性激動劑oliceridine獲批也有象征意義?；谕粋€靶點開發功能選擇性藥物是藥物化學深度發展的方向之一。

羅氏的脊髓性肌萎縮癥（SMA）治療藥物risdiplam是調節RNA剪接的小分子藥物，也是當前的熱門方向?！叭嗣竦南Ｍ叭鸬挛黜f雖然療效一般，但是新冠疫情形勢逼人，成為FDA批準的第一個新冠藥物。隨后，FDA還批準了禮來的中和抗體。目前來看，藥物在抗疫方面所起的作用非常有限。

2020年，中國批準48個新藥，其中包括13個國產小分子新藥。諾誠建華的BTK抑制劑以創紀錄的開發速度成功獲批，是繼百濟神舟之后的第二個國產BTK抑制劑。其他還有恒瑞的PARP抑制劑，貝達的ALK抑制劑，和黃的VEGFR抑制劑，歌禮和東陽光的抗丙肝NS5A抑制劑，海思科和人福的麻醉藥物等。

靶向藥物仍是腫瘤的主要方向。德國默克的tepotinib和諾華的capmatinb獲批治療攜帶MET外顯子14跳躍突變的NSCLC患者。今年，第三代EGFR抑制劑奧希替尼用于手術后輔助治療降低83%的死亡風險，獲得FDA批準。豪森的阿美替尼在國內獲批并進入醫保，艾利斯的艾氟替尼也即將獲批上市。

第三代EGFR抑制劑全面進入一線和維持治療后，耐藥譜將發生變化，C797S三重突變的比例減少。第四代EGFR抑制劑變得沒有主要或者明確的靶標，研發難度和風險增加。好處是也沒有同質化競爭，每一家的分子都不太一樣。

禮來的abemaciclib臨床取得重要進展，成為目前唯一在3期臨床試驗中顯著降低早期HR+乳腺癌患者復發風險的CDK4/6抑制劑，有望將適用患者人數提高50%。這就是小分子的特點，即使是同一靶點，臨床效果可能大不一樣。

變構抑制劑是解決耐藥，調節不可成藥靶點和蛋白相互作用的小分子新技術。8月份諾華宣布ABL1變構抑制劑asciminib（ABL001）治療耐藥的慢性髓系白血病（CML）三期成功，獲得FDA授予的快速通道資格。國內加科思的SHP2變構抑制劑成功授權艾伯維，達成8.1億美元的交易。

安進的不可逆KRAS G12C抑制劑AMG510治療非小細胞肺癌臨床成功，ORR達到33.2%，已向FDA提交NDA，即將成為突破不可成藥靶點KRAS的第一個藥物。KRAS的概念在國內被熱炒，跟進的公司不下20家，重現PD-1大戰的不理性。

實際上，G12C突變的比例在東亞人中比例并不高，而且藥物只在非小細胞肺癌中效果較好，是一個3-5萬人的小眾市場。因為局限于G12C變異，與PD-1，SHP2，MEK等藥物聯用只是提高療效，而不是擴展新適應癥。

另外，RAS是令人生畏的狡猾靶點，特別善于逃逸。G12C抑制劑AMG510和MRTX849臨床有效劑量達到克級，這是充分利用了G12C變異的特異性和不可逆抑制劑帶來的治療窗口。這樣的成功是否能夠復制到其他廣譜或可逆的KRAS抑制劑如SOS1，讓人擔憂。

6月份FDA意外拒絕了FXR激動劑奧貝膽酸（OCA），成了NASH領域驟然降溫的索羅斯時刻。10月份，Inventiva公司的泛PPAR激動劑lanifibranor獲得FDA突破性療法認定?？紤]到類似機制的elafibranor三期臨床剛剛失敗，這一消息未能重燃業界的熱情。

現在GLP-1和FGF21等大分子藥物表現突出，給小分子NASH藥物帶來潛在威脅。GLP-1激動劑這樣的，安全性得到驗證且價格便宜的老藥一旦獲批，整個領域研發的門檻會陡然升高。

AD領域一直是新藥研發的墳墓，2020年延續了悲劇。今年Biogen宣布A-beta單抗aducanumab三期臨床成功，卻隨后被FDA專家組拒絕推薦。第一個Tau單抗Semorinemab也宣告二期臨床失敗。

讓人意外的是，調節免疫的多靶點小分子激酶抑制劑Masatinib AD二期臨床達到終點。對于機制復雜的頑疾，多靶點小分子也許是正確的方向。另外，AD被認為是III型糖尿病，諾和諾德的神藥GLP-1激動劑索馬魯肽挺進AD三期臨床，帶來新的希望。

自身免疫疾病領域，Pfizer的JAK抑制劑托法替尼（tofacitinib）強直性脊柱炎三期臨床達到終點，另外一款選擇性JAK1抑制劑Abrocitinib 皮炎申報NDA。BMS的TYK2抑制劑deucravacitinib銀屑病三期臨床結果積極，其S1P受體調節劑ozanimod潰瘍性結腸炎3期臨床也達到終點。

艾伯維的JAK抑制劑upadacitinib與外用皮質類固醇（TCS）聯用，在治療特應性皮炎的關鍵性三期臨床取得積極結果。腫瘤免疫在國內有點過熱，自身免疫疾病相當于腫瘤免疫的反方向，競爭更少，小分子機會更多。

PROTAC實際上是合理設計的、誘導蛋白降解的小分子。PROTAC一頭靶向目標蛋白，另一頭結合可以誘導蛋白降解的酶如泛素連接酶E3，中間是長短合適的連接子（linker）。合理設計的PROTAC分子量較大，一般在800-1500范圍內，帶來成藥性的挑戰。傳統小分子有時也能通過相同的機制降解蛋白，比如治療多發性骨髓瘤的來那多胺，這樣的分子又叫分子膠。

PROTAC和分子膠直接降解靶點，在克服耐藥和靶向不可成藥靶點方面非常有潛力，這兩年成為生物醫藥領域的熱門賽道。12月份，領先公司Arvinas公布其靶向雌激素的PROTAC藥物ARV-471的一項I期臨床數據：21個經過多輪治療的病人中，觀察到1個確認的PR，兩個未確認PR，2例SD，沒有三級及以上副作用。這個數據達到預期，Arvinas股票應聲大漲，也許會成為PROTAC技術的“索羅斯時刻”。

熱門領域進行一些冷思考也是必要的。藥物的本質是對疾病背后的人體生物進行有效干預。不管新技術有多先進，只是招數，背后的生物學才是內功。新技術難免帶來CMC難度和成藥性的問題，如果不能“創造新的生物”就沒有任何優勢。ARV-471降解雌激素治療乳腺癌的生物學是被上市藥物氟維司群驗證過的。Arvinas靶向雄激素的PROTAC臨床效果就很一般。PROTAC是否能夠普適性地帶來新的生物調控，還有待觀察。

另外，解決PROTAC生物利用度和成藥性問題似乎沒有普遍規律，給藥物開發帶來較大的不確定性。從商業的角度上看，PROTAC分子包含三個部分，專利保護的難度大，一旦分子結構公布，容易被人me-too。中國之所以出現100多家PD-1單抗，就是因為專利不保護結合表位，幾個氨基酸系列的變化就可以突破專利。

當然，根據索羅斯的反身性原理，更多的資源投入到PROTAC領域后，這些問題也許會被逐步解決。PROTAC生產和成藥性的經驗顯然會不斷增加。

另外，人們開始有意識利用PROTAC原理創造新的生物調控。比如，有的靶點在腫瘤和正常組織中都表達，傳統小分子難以區分。利用腫瘤細胞高表達的泛素連接酶設計PROTAC，理論上可以解決選擇性的問題。利用DNA編碼庫等技術發現全新的binder，挖掘新的E3連接酶或新的降解機制，或者設計全新的分子膠，都可以增強分子的專利位置。

PD-1大戰讓中國在幾年內迅速填補了單抗技術的空白。由于靶點稀缺，發現門檻低，單抗的競爭日趨激烈。新的熱門靶點包括Claudin18.2、TIGIT和CD47等，據說國內在研的Claudin18.2單抗已超過18家。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生物科技公司開始展示原創和差異化的能力。比如，君實的first-in-class BTLA單抗在美國進入臨床研究，其國內最早上市的PD-1單抗治療鼻咽癌在美國獲突破性療法認定。

榮昌生物原創的TACI-Fc融合蛋白泰它西普治療紅斑狼瘡獲FDA快速通道認定?？祵幗苋鸬牟町惢疨D-L1單抗有望帶來皮下給藥的便利性。天鏡生物的CD47單抗利用腫瘤細胞和紅細胞CD47蛋白糖修飾的差異，巧妙地解決了貧血的缺點，獲得跨國公司認可，與艾伯維達成將近20億美元的交易。

雙抗技術門檻更高，靶點組合需要“動腦筋“。2020年國內外雙抗的研發熱鬧非凡。令人印象深刻的包括強生在研的EGFR/MET雙抗amivantamab，靶向EGFR突變以及MET擴增，治療EGFR突變NSCLC患者的客觀緩解率達到100%。該藥對外顯子20插入和奧希替尼耐藥也顯示了很好的療效。

PD-L1/TGF-beta，Her2雙表位等也顯示了一定的潛力。信達基于CrossMAb 技術構建的 CD3/TAA 雙抗與羅氏達成合作，顯示了非凡的實力。復宏漢霖的EGFR/4-1BB雙抗與Binacea達成6.7億美元的合作。岸邁生物擁有FIT-Ig（Fabs-In-Tandem）雙抗技術，開發的EGFR/MET雙抗進度落后強生并不多。

激烈競爭下，國內雙抗的研發也有缺乏理性的地方。靶點組合缺乏科學依據，腫瘤免疫的靶點幾乎被隨機組合了一遍。雙抗如果沒有新的生物學，或者很容易被兩個單抗聯用所替代，就有畫蛇添足之嫌。

ADC不算是新概念，2000年至今FDA已批準10個產品上市。今年ADC突然發力，成為跨國公司收購資產最為活躍的領域。ADC急劇回暖的最大催化劑是阿斯利康69億美元收購的、由第一三共開發的her2 ADC藥物DS-8201。該藥在乳腺癌中顯現革命性療效：經歷6輪治療無藥可治的Her2陽性乳腺癌病人中客觀緩解率仍大于60%。

DS-8201的成功顯然是ADC技術的索羅斯時刻。然而，其背后的邏輯需要深度思考，才能更好地把握未來的趨勢。DS-8201選用可切割的多肽連接Her2單抗赫賽汀與喜樹堿類Ⅰ型拓撲異構酶抑制劑Deruxtecan（Dxd），藥物抗體比（DAR）約為7.7。

DS-8201首先打破了ADC領域的一個思維定勢：單抗分子進入腫瘤組織太少，需要極高活性的毒素（抑制活性在pM級別）。事實證明，中等活性的毒素如Dxd（nM級別），通過高DAR和旁觀者效應，也能達到足夠的療效。

第二，DS-8201顛覆了傳統小分子藥物的研發思路。小分子藥物吸收后由血輸送到腫瘤組織，一般需要良好的血漿穩定性。而ADC則相反，先通過抗體將小分子毒素帶到腫瘤細胞，由里往外擴散，分子離開腫瘤進入血液后最好迅速代謝以減少副作用。Dxd在血漿中容易水解開環，因此單獨不能成藥，卻剛好適合ADC。

第三，DS-8201的linker中使用了最為簡潔的自裂解結構，提高了毒素釋放效率，并減少了毒素卡在內吞體里的可能性。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DS-8201創造了不同的生物學。

常用的ADC毒素很多是高活性的微管抑制劑，比如第一代her2 ADC赫賽萊（T-DM1）連接的emtansine。而臨床上最常見的一線化療藥物紫杉醇也作用于微管，T-DM1療效欠佳的原因也許不只是技術的原因，可能是經紫杉醇治療的病人本來就對微管抑制劑不敏感。

DS-8201療效顯著得益于Dxd的獨特藥理作用，不但對微管抑制劑治療過的病人更敏感，而且有文獻報道Ⅰ型拓撲異構酶抑制劑改變免疫微環境，增加單抗的ADCC作用，與her2單抗具有協同作用。

DS-8201的單抗，多肽linker和小分子毒素，以及半胱氨酸偶聯技術都非常普通，但組合在一起創造了全新的生物學。這就是前面提到的，重要的不是招數，而是內功。ADC研發不能只局限在定點偶聯等新技術。

發現新靶點和新毒素，基于生物學原理的組合是將來最重要的方向。最近，免疫小分子如TLR激動劑ADC的設計也是基于這樣的思路。偶聯小分子的活性和PK指標要求降低，作用機制多樣化，可選范圍極度擴大，為此提供了無限可能。這是ADC蓬勃發展的背后邏輯，也將進一步帶動抗體和小分子的創新升級。

有人說2020年始于RNA病毒，終于mRNA疫苗。RNA藥物經歷幾起幾落，在GalNac等革命性遞送技術推動下王者歸來，有望成為繼小分子、單抗之后的第三大藥物形式（生物醫藥的下個十年：RNA藥物王者歸來）。

近年來，反義核酸和干擾小核酸等多款RNA藥物獲批上市，預計2025年市場會超過百億美元。2020年，靶向PCSK9的干擾小核酸降脂藥物inclisiran在歐洲獲批上市（美國因生產問題被推遲）。

Inclisiran的成功是RNA藥物發展史上的一個索羅斯時刻。先前獲批的RNA藥物都是孤兒藥，安全性要求低，市場前景有限。GalNac偶聯遞送技術讓Inclisiran可以每半年一次皮下給藥，安全性和有效性達到慢病要求。目前全球臨床在研的RNA藥物超過200個，跨國公司紛紛布局，儼然已成燎原之勢。

mRNA還沒有藥物上市，但理論上可以替代傳統的蛋白分子，潛力巨大。比如，國內血拼Claudin18.2單抗的同時，BioNtech的Claudin18.2 mRNA已經進入臨床研究。

2020年的新冠疫情最大的贏家是mRNA代表性公司BioNtech和Moderna。兩家公司的mRNA疫苗先后在美國上市，這既是疫苗史上的第一次，也是mRNA技術的里程碑。

BioNtech的mRNA疫苗被復星引進中國，已進入臨床研究。最新消息，中國12月30日批準了中生公司的新冠滅活疫苗上市。人類歷史上從沒有使用過mRNA疫苗，也有一定的風險。比如，最近美國不斷報出mRNA疫苗過敏的消息。從這個角度上看，中國率先上市傳統疫苗，跟進探索mRNA，更為妥善安全。

RNA領域最關鍵的技術壁壘是藥物遞送，而復雜制劑和藥物遞送是國內的短板。今后5-10年將是填補空白期，引進國外成熟技術平臺是快捷路徑，這給創業和投資帶來機會。

解決RNA遞送主要分為三個方向：化學修飾增加穩定性和減少免疫原性、LNP包裹遞送系統以及偶聯遞送系統。這三方面歐美公司都做了大量的專利布局，如果國內公司自主研發，突破專利是第一步。

RNA藥物是基于基因系列程序化設計的，比較簡單直觀。如果遞送技術成熟，生產成本也不高。RNA藥物的發展可能真正推動“單病人時代”的來臨。2019年，FDA歷史上第一次批準了波士頓兒童醫院為一個病人設計開發的反義核酸藥物。消息公布后，又有至少兩名罕見病患者找到波士頓兒童醫院，要求為自己量身定做RNA藥物。

單病人時代是個性化醫療的極致，制藥行業的研發、生產、監管、市場和支付模式將發生顛覆性改變。雖然不明朗，這里面孕育著巨大的商機和投資機會。

細胞治療是腫瘤免疫療法的重要方向，特別是針對白血病的CD19 CART取得了接近治愈的巨大成功，已有兩款產品上市。通過合作，藥明巨諾和復星凱特分別將兩款產品引入中國，其中復星凱特的產品已率先報產，有望成為中國上市的第一個CART。

BCMA CART治療多發性骨髓瘤顯示100%的客觀緩解率，南京傳奇的產品處于全球領先地位，與強生合作已在美國申報NDA。細胞治療發展很快，新技術和新產品層出不窮，包括各種復雜設計的CART(雙靶點，通用，安全開關)、TCR-T、TILs 和CAR-NK等。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Fate公司iPCS衍生的通用型NK細胞療法一期臨床顯示療效。11月，Immunocore宣布其雙面膠技術開發的、靶向gp100的TCR-T治療黑色素瘤III期臨床達到終點。

細胞作為活體個性化藥物，研發生產均與傳統藥品有所不同。細胞進入體內是可以自我復制的，帶來高療效的同時也會出現炎癥因子風暴這種可怕的副作用，藥物劑量和代謝的概念發生根本改變。

當前，細胞治療還是個性化的，生產從抽取病人免疫細胞開始，經基因改造后復制純化，最后回輸到病人體內。這樣的流程給CMC帶來巨大挑戰，生產成本居高不下。高成本必然導致高價格，高價格必須靠高臨床價值來合理化。當前態勢下，動則幾十萬的價格，要進入醫保報銷談何容易，CART在中國的商業化前景并不明朗。

另外，細胞治療在市場前景更廣闊的實體瘤上還沒有看到扎實的臨床數據，能否突破還有待觀察。綜上所述，細胞治療的創新主要圍繞三個主題：降低成本、提升安全有效性和突破實體瘤。值得一提的是，亙喜生物FasT CAR技術可以將CART細胞的制備時間縮短至24小時，有望大幅降低生產成本。

討論CART，離不開腫瘤免疫這個話題。2020年腫瘤免疫基礎研究取得許多進展，但諸如PD-1作用機制等重大問題仍沒有答案。12月份，歐美科學家在權威雜志《Cell》上發表一項與細胞治療高度相關的基礎研究（1）。

他們發現殺傷性T細胞的生物學特征決定他們難以進入器官和組織，只能滯留在血液中。因此，從病人血液抽取的T細胞改造的CART缺乏進入實體瘤的生物學特征。也就是說，不是敵人太狡猾，而是自己不行。

當前CART領域突破實體瘤多數是嘗試從腫瘤著手，可能面臨較大挑戰。當然，如果我們搞清楚了殺傷性T細胞滯留血液的機制，就可以設計解除剎車的新一代CART。但免疫系統總是矛盾的，一陰一陽之謂道。這樣做是否帶來不可接受的副作用，難以預料。

CRISPR-Cas9技術獲得2020年諾貝爾獎，基因編輯的潛力不容置疑。體外編輯的應用包括編輯免疫細胞和造血干細胞等。體內編輯可以用來治療腫瘤、傳染病、中樞神經系統疾病、遺傳病等。

2020年3月4日，Editas和Allergan宣布CRISPR藥物AGN-151587 (EDIT-101)完成首例患者給藥。這是世界上首個患者體內給藥的CRISPR基因編輯療法。12月份，EDT-301治療SCD臨床前數據驚艷，CRISPR三巨頭Crispr、Intellia 和Editas 的股價齊飛。

任何新技術都會經歷高峰和低谷，基因編輯帶來突變和安全性隱患也時有報道。作為靶向生命中心法則源頭的革命性技術，基因編輯后續走向如何，讓我們拭目以待。

自從分子生物學興起，生物研究可以用一句話概括：研究生命分子的化學反應和相互作用。然而，生命分子的物理學，比如存在狀態是液相還是固相，必然是生物學的基本問題。

最近，相分離成為生物基礎研究的熱門領域?？茖W家發現許多生命分子的化學反應和相互作用是在一種沒有膜的小液滴中完成的。產生這種臨時搭建的小液滴是一個主動調控的相變過程，它幾乎涉及所有重要的信號通路和調控機制。調控相變可能給藥物發現帶來巨大機會。

2020年6月份《科學》雜志發表的一項研究顯示，小分子抗癌藥物會因為理化性質的不同，不依賴靶點地在腫瘤細胞小液滴中聚集（2）。據此，該項研究還揭示了乳腺癌藥物他莫昔芬耐藥的新機制。

原來，他莫昔芬必須進入相關小液滴才能發揮調節雌激素受體的作用。藥物刺激下，腫瘤細胞適應性地增加小液滴的體積，造成他莫昔芬相對濃度下降而失去效果。這項發現讓人感嘆生物學的神奇，我們的認識永遠是冰山一角。

DMPK研究藥物在組織器官中的分布，是藥物發現中的重要的一環。這項發現告訴我們藥物在單個細胞中的分布也可能影響療效，DMPK的研究或許需要深入到單細胞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頂尖的投資機構已開始布局生物相變賽道。2019年底成立的第一家生物相變公司Dewpoint Therapeutic 已完成1.4億美元的融資。2020年11月第二家 Nereid Therapeutics完成5000萬美元A輪融資，12月Faze Medicines完成8100萬美元A輪融資。

AI技術無所不在，生物醫藥領域也不例外。2020年7月份，日本科學家研制的化學機器人登上《自然》雜志封面（3）。一個有經驗的化學家一周大概能完成10個化學反應，而這款智能機器人8天完成了688個化學反應，并獨立發現了一個新的催化劑。

年末，開發圍棋阿爾法狗（AlphaGo）的谷歌團隊開發了一款AI軟件AlphaFold，可以預測蛋白質的三維結構，精確度達到冷凍電鏡水平，引發巨大反響。與AI技術緊密相關的數字化醫療國內也有長足的進步。

過去四年，中國醫療數據公司籌資總額達20億美元。2020年新注冊的互聯網醫院達到200家，而2018年僅有25家。這些進展預示，AI技術雖不可能替代人，但會推動化學、生物和數字醫療等相關領域快速發展，給生物醫藥行業帶來顛覆性改變。

2020年，腸道菌、溶瘤病毒和治療性疫苗等新技術也有令人振奮的進展。Rebiotix、Finch和Sere等公司治療復發性艱難梭菌感染的腸道菌藥物都取得了積極臨床結果。

基礎研究方面，科學雜志報道腸道菌可以通過代謝產物肌苷將腫瘤免疫藥物的療效提升4倍（4）。8月份，上海醫藥11.5億人民幣引進亦諾微開發的溶瘤病毒藥物T3011。

11月份美國科學家報道，他們通過多重改造，成功地獲得了能夠躲避免先天免疫系統的人類腺病毒，從而使通過系統遞送溶瘤病毒來治療癌癥成為可能（5）。Greenwich 生命科學最近公布了旗下GP2疫苗二期臨床結果，5年隨訪乳腺癌復發率為0%，公司股價大幅飆升。

2020年疫情帶來了醫藥行業價值的上漲，生物醫藥風投私募出現反彈，投資機構加快布局生物醫藥行業，中國生物科技公司的融資環境依然向好。

高瓴資本今年7月股權投資百濟神州超10億美元，據說是全球生物醫藥史上最大的一筆股權投資。一級市場投資回報也不錯，2020年18家中國生物科技公司在美國，香港和國內科創板上市，融資總額47.93億美元，總體估值達405億美元。

令人擔心的是，許多新科上市公司二級市場表現乏力，上市即破發。說明投資者，特別是專業的投資機構對于這些公司的管線和創新能力還未能完全認可。

大量資本涌入生物醫藥領域，也有聲音說“產生了泡沫”。按照索羅斯的理論，有點泡沫也不一定是壞事，泡沫意味著更多資源創新。而創新可以讓生物科技公司內在價值發生指數級的提升。

比如，一個重磅炸彈丙肝藥物可以讓吉利德成為了全球Top10的制藥公司。長遠來看，中國生物科技公司的創新生態必將逐步改善。首先是中國促進創新的監管改革不斷推進。

其次，中國研發能力的逐步提升，特別是在人才、基礎研究、CDMO和臨床4個方面。中國基礎研究水平日益提升，臨床中心、研究者數量和國際多中心試驗持續增加。

另外，中國生物科技公司的研發支出屢創新高，2020年24家中國IPO生物科技公司研發支出達26億美元。最后，中國創新藥的商業保險未來可期。麥肯錫的分析報告顯示中國商業健康保險的保費收入快速增長，預計2025年將達到約3000億美元。

并購是藥企擴展管線的有效路徑，腫瘤和罕見病一直是跨國公司并購布局的重點領域。9月14日，吉利德以約210億美元收購收購Immunomedics，獲得其剛剛上市的ADC乳腺癌藥物Trodelvy，這已經是吉利德今年在腫瘤領域收購或合作的第7個項目。

12月12日，阿斯利康390億美元收購亞力兄制藥，借此進入此前未涉足的罕見病領域。2020中國生物醫藥交易也創造了新紀元，產生60多個海外引進和20多個對外授權。

跨國公司與中國生物科技公司的合作多樣化，包括基于股權投資的戰略合作（安進與百濟；禮來與基石等）、與中國基金合作（Merck與百度；賽諾菲與凱輝基金）、向中國公司開放技術平臺（羅氏與信達CART合作）、中國市場的產品合作（拜爾和華領糖尿病藥物）以及收購中國的創新產品（加科思的SHP2抑制劑和天鏡的CD47單抗等）?？鐕緦χ袊鴦撔碌恼J可意義重大，讓中國生物科技公司多了一條退出途徑。

結 語

中國生物醫藥行業處于創新轉型的關鍵時期。傳統藥企必須提高藥品質量、降低生產成本和加快跟隨創新的速度才能打造具有競爭力的產品管線，在集采和國談的大潮中留有一席之地。生物科技公司則需轉向具有全球價值的原創發現和差異化。新形式下我們如何把握中國生物醫藥創新轉型的大勢，一位偉人早已為我們指明了方向，那就是“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

致謝：特別感謝正心谷林利軍老師《投資大師與投資哲學》課程對本文的幫助